例如，中国和瑞士都要解决药品安全的问题，但瑞士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两家大型的制药企业，假若我们可以设想中国只有两家或一家制药厂，那么药品安全治理就不再是一道难题，至少不会是目前的局面。
从其作用方式来说，检察政策既有一定的倡导性、号召性和指导性，也有一定的督促性、鞭策性和强制性。海关则认为这是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罪立案查处。
《知识管理框架》国家标准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是：企业组织行为主体针对内外部战略核心资源——知识资源客体，展开一系列的有关知识资源获取及价值挖掘应用的行为及活动（知识鉴别、创造、获取、存储、共享、使用），以有效推进组织内知识资源的积累、创新与增值，并进而推进企业与组织整体战略发展目标的可持续达成。其中，检察政策就是这个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是司法知识再生产以及推动人与制度良性互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9]三、检察政策的管理知识管理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新兴的管理时潮与方法，已经成为组织累积知识财富、创造核心竞争力的利器。从人民检察院内部机构而言，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一方面，检察政策的妥善执行与否，应当作为衡量各级检察机关工作质量和效能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制度尚处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一样，在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中国检察制度还存在一些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需要我们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深化检察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永葆生机和活力。[14]比如，地方检察机关围绕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世博会等制定的相应的检察政策。就司法审查标准而言，除了程序的合法性之外，程序的正当性是本文研讨的重点，其作用在于以此为标准评价和考察某一行政程序是否合乎理性、是否能被司法认可等，故正当性是司法审查的判断标准之一。
三、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的原则与标准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和行政法治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行政程序正当性的期待不断提升，程序正当性的内涵和基本要求也在不断丰富，相应的审查原则和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本文认为，适宜采取的主要裁判方式有：（1）对于行政程序存在严重程序滥用或明显不公正、不合理，不撤销会给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作出撤销判决。科学界定行政诉讼领域的程序滥用，是亟需深入研究的重要学术命题。对此，法院在进行程序正当性审查时，除了要注意以现有法定规则为依据，正确适用行政便宜原则，正确把握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准确把握法律规范授予特定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目的。
任何一个法律问题的背后必定对应一定的价值要素，这一点决定了价值衡量解决行政法效力判断问题的可能性。例如，在紧急避险以及其他紧急状态下，有权限的行政主体未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作出行政行为，按照法的安定性逻辑基准的判断，不应承认其效力，但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违反法的安定性原则实属别无选择，并且如果不这样做会使公益遭受更大的损失，合目的性基准在这个时候应发挥矫正性作用，维护该行政程序和行为的效力。
主要的逻辑基准包括：是否有利于实现法的安定性、是否符合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正义或伦理规则。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在具体操作环节上具有较强指导性。3.在现代法治国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则。[21]翁岳生：《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605页。
基于对行政程序进行正当性司法审查的可得性，法院有必要以此作为切入点，强化司法审查职能，进一步明确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的相关原则和标准，改进相关的制度，科学把握司法审查限度和强度，确保行政主体保持必要灵活性和适度的裁量空间，防止程序裁量权的滥用。本文认为，虽然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权，但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判断权和选择适用权，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得非常模糊、不明确时，可以选择含义明确、程序正当的规范。第三，程序过繁或过简都难以达到良好的调整效果，如何使之繁简适度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具体而言，滥用程序自由裁量权表现为行政机关表面上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程序方面的裁量权限，但裁量违背了立法授予行政机关程序裁量权的内在界限.滥用程序裁量权除了可以一般性概括为行政程序不符合法定目的、存在不相关考虑、裁量权不行使以及明显不合理等情形外，在评价方式上，还可以列举为违反平等对待原则、违反行政公开原则、违反比例原则、违反程序效益原则等。
从广义上讲，对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外部监督渠道还包括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公民监督等，但这些监督都不是权力性监督，本文不作讨论。第四，在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冲突时发挥作用。
当行政目的与伦理规则出现冲突时，正义或伦理规则优先适用。二是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14]司法审查无疑是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重要控制手段之一。只有将正当性上升为法律，才具有执行效力，也才能更好地体现对社会的引导作用。[16]此处的外部监督是狭义的外部监督。属于其他机关的专属审查事项，如行政法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审查，法院只能以此作为裁判依据，无权对此作出审查。[4]哈贝马斯认为，正当性能够合法化（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政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1]行政程序是行政权力运行的步骤、顺序、方式、时限等要素的集合，是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取向的中性概念，但当其成为立法者需借助法律加以规制的内容，成为行政机关自我约束和规范的要素，成为司法机关审查的对象时，则必然融入各类主体的价值判断和标准设定。
最低限度的公正程序是随着司法审查不断纵深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把那些最要害的、最值得保护的、最值得法定化的、最不能容忍程序主体破坏和践踏的正义价值相对固定下来，实现对行政过程的有效调整。秉持防止程序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并以《行政诉讼法》第54条有关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规定为据，正当性司法审查应确立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坚守程序公正、比例适当、有效参与、程序效益、程序的可接受性、程序规范化、行政便宜性等原则。
要求行政机关作出事关利益冲突的多方当事人的行政裁决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时要保持中立，对相对人平等对待，不得单方面接触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参与当事人之辩论，不得以任何理由歧视或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保障当事人拥有平等的机会提出主张，体现出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现代价值理念。内部路径的优势表现为对专业知识的占有、行政经验、对政策问题更好地把握和理解等。
江必新，男，汉族，1956年9月出生，湖北枝江人，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现代行政法主张，自由裁量权不是任性的、不可捉摸的权力，它是可限制、评价和衡量的。
另一方面，程序正义也不会必然导致实体正义，有些正义的程序其结果未必是公正的。本文讨论的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其意义在于判断某种行政程序是否违背了成文法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正当性本身具有独立价值，应当成为与合法性并行的审查标准，无论对实体行为或程序行为而言，皆是如此。迄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行政程序基本法，正当法律程序也成为一项体现在国际条约中的国际法准则。
即与行政机关沟通，促使其作出让步以满足原告诉讼请求，最终以原告撤诉方式结案，回避对滥用职权的判断。4.对程序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易于对实体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19]参见江必新：《WTO与司法审查》，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48页。即使暂缓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也可以有效促进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促使行政程序法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从而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
[24] 参见江必新：《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二是在司法过程中发现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的程序滥用问题后，依照相关规定作出不同处理。
在中国内地，违反法定程序本身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定判断标准之一，法律同时将滥用职权、显失公正作为法院判决的理由。因此，当对行政程序法上的有关规定存在疑问时，正当程序是正确解释法定程序的最好向导。但在用语上，要避免对一些习惯性表述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如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不意味着审查对象就是行政行为合法性,本文所使用的程序正当性审查并不意味着程序正当性本身就是司法审查对象，而是以此为标准对行政程序作出审查，或解释为对行政程序进行正当性审查。在裁决方式上，法院要特别注意不能用司法程序来取代行政程序，必须给予行政机关适度的程序裁量空间。
程序正当性不仅关注程序是否合理适当，更关注程序是否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观念是程序合法性的根本价值基础。[15]参见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但是，从实现权力制约、权利救济和个案公正角度出发，不能否定司法审查的重要作用，今后有必要高度重视司法审查在程序正当性审查中的特有功能。二是指人的行为、要求、愿望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2] 即正当性包括合法性与合理性。
本文提出的命题是，程序的正当性有别于合法性，有着发挥自身作用的独特价值。（一）程序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常常被置于正当程序或正当法律程序的语境中加以讨论。
